《叫魂》是西方汉学三杰孔飞力在上世纪的一本经典著作，尝试从中国社会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寻找中国近代化的原点时，着眼点要从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力要由大处转向小处，研究重心要从大处落向小处。以乾隆三十三（1768）年为切片，采用了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广泛查阅了清代的官方档案和民间文献，如《清实录》、《朱批奏折》以及许多的地方志书。

孔飞力通过对一场特定历史事件的研究，一方面，通过详实的档案材料追踪细节，展现了当时围绕着”妖术”事件的追捕审判过程，另一方面又把具体的事件放置在更宏观的视野上，深入的剖析了清代乾隆年间的社会结构、官僚运作体质以及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揭示了盛世背后深层次的矛盾与危机，探讨了清王朝的权力运作机制、官僚体制的反应，民间信仰社会心理的互动。

在孔飞力看来，叫魂案成为了乾隆推动政治运动的燃料，是君主对官僚所制造的”政治罪”，探讨了”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束缚，官僚机制如何通过操作通讯体制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这一深刻的命题

第一章讲述了事件的起点，德清和萧山等地的叫魂个案。

第二章则介绍了乾隆治下的，打引号的盛世局面。

乾隆三十三年，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政治稳定，国富民强。长江中下游长期繁荣，商品化程度高，有相当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分工。但正如黄宗智提出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人口的增长速度无法与粮食产量相匹配，人均粮食产量反而是历朝低点，总会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生产之外，除了向外迁徙，就是向下移动，沦为乞讨阶层。在这种情况下，行乞必然要与当地乡民争夺生活资料，存在为争夺基本生存需要而斗争的潜在可能性。

第三章则主要是回顾了头发特殊的政治含义。

清军入关之后，大规模的推行”剃发令”，希望以此来强化满族的统治，剃发令成为了满族统治的服从性测试工具，虽然乾隆百般不愿提及，但仍然会和那个血腥的年代联系起来

第四章介绍了清代法律对叫魂等迷信事件的规定。

第五章则讲述了民众为何对外来人员的排除。

第六章则讲述了乾隆与地方官员的不断互动过程中，使得叫魂案件逐渐升级。

第七章讲述了追捕祸首的过程。

第八章介绍了事件的终结。

第九章则介绍了君权与官僚之间的互动。

专制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官僚机制则希望通过对信息的控制来左右最高统治者，地方的官僚有的按兵不动，有的转移视线，有的则希望通过常规化转移到安全的轨道上来。

当然，近些年来学界也对叫魂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孔飞力所言借叫魂案曾顿肃清官僚队伍的立论并不成立，它不过是君主介入到大案的一个缩影而言。不是乾隆制造了叫魂案，而是孔飞力的理论前见所制造了叫魂的书写，反映了小历史写作中的局限，也提醒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要和作者保持适当的距离，维持必要的清醒与鉴别能力。

在孔的笔下，乾隆对官员的控制力度感到不满，于是要借机来进行整顿，但是乾隆或许对个别管理感到不满，但是对整体的吏治与自身的驾驭能力一直是颇为自得的。叫魂案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是对地下信仰的清剿。地下教会对统治的威胁，在传统王朝后期表现的越来越严重。而叫魂案升级的直接动因是山东的误报，山东在没有进行充分侦查的情况下，向朝廷报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组织，因而全国的清剿，特别是对江南案的倒查，其实都是围绕着山东的几条线索所展开的。

孔飞力提到，叫魂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对于乾隆狂暴的刻画与民众在妖术中狂热的描绘，或许会知道真正对标的是什么。

纵向的”中国中心观”与横向上的官僚君主论冲突相结合的产物

所谓的中国中心观，强调用内部视角看待中国，认为近代中国一系列的改革更多是内部自身演化的产物，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与更早期的历史有着内在的结构与趋向，晚明到近代都是连续的。这是对以费正清为首的第一代汉学家”冲击——反应”模式的突破。

官僚君主冲突论，源于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构想，认为官僚所代表的常规权力和君主的权力一定会发生冲突，并最终取代后者。因此，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既要制定理性化的规则，也要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