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的研究，相当可观的成果来源于对历史分期的讨论，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下，对中国古代封建分期的研究。

但是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为始的京都学派，由宫崎市定完善，以欧洲历史的古代，中世，近代三段分期为视角，研究中国历史，以大区段分期,将中国历史分为由上古至秦汉的古代;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中世;由宋至清的近世;以及二十世纪以后的最近世，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论”。

唐宋变革论非常敏锐的捕捉到了走进中古与走出中古两次变革，相较于魏晋封建论而言，该有其展现了走出中古后，唐宋之间的历史变革。

其指出，“唐代属于中世的末端，而宋代则是今世的端，期间包含着从唐末到五代的过渡时期，因此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从政治上讲，是贵族政治的废弛与君主独裁的兴起。孟德斯鸠指出，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因为贵族是调剂君权的，贵族把人们的目光移开，使其多少离开皇室。

自六朝到唐初，是贵族的社会，门阀是由传统形成的，而不是天子赐予的土地和人口，名门望族具有超然的政治地位。君主乃是贵族的共有物，其政治在于承认贵族特权的基础上才得以实行，君主一人无法掌握绝对权力，皇室只是贵族中的第一家族，居于贵族的代表，这是中世的状态。

唐代的三省，中书省是天子的秘书官，草拟诏赦，但最终确定还需要门下省的同意。门下省代表着官员的舆论，掌封驳之权，因而在政治形式上，就由天子的中书和贵族舆论的门下共同决议。三省高官多出自贵族，因而君臣关系较为友善。随着专制权力的发展，封驳之权也走向衰落。

六朝贵族在唐末五代却衰落下去了，代之的是君主独裁，国家一切的权力，都为天子一人所独有。

宰相不再是辅佐天子，而是成为皇帝的秘书，宦官作为皇权的眷属，在唐末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

官员的选拔不在完全依赖于从贵族阶级中选用，而是变为科举制。唐代的科技制度仍然是带有贵族性的，其“行卷”制度仍然带有汉代品评人物，以乡里评价入士的遗留。到了王安石变法，发生了巨变，考察由贴经和诗赋变为了经义与策论，选拔从人格主义改为务实主义。

政治斗争也从唐代以贵族为中心的权力斗争，在宋代也明显表现出了政治倾向上的不同，政治意见便成为了树立党派的主要目的，师生关系、地域关系成为朋党的主要因素了。

从经济上讲，宋代开始，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实物经济进一步萎缩，货币进一步发展，甚至出现了飞钱和纸币，钱也开始使用个数而不是重量表示。

在文化上，汉学讲究疏不破注，到了宋代，以己意解经成了普遍的风气。更民间的词也迅速发展，以俗语作自由，朝着庶民性文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