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不仅仅是一部制度史，更像一部关于制度与人心如何相互塑造、缠斗千年的长篇叙事。他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析了贯穿中国政治史的两大核心命题：制度的生成与演变，人事的选择与博弈。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一部跌宕起伏、充满张力的历史长卷。

钱穆首先着眼于制度自身的逻辑。他指出，任何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而是“自根自生”，深深扎根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汉代九卿制度的设置，便是这种“根生”逻辑的生动体现。这些名义上侍奉皇室的官职——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等，看似负责祭祀、礼仪、警卫、车马，实则承担着国家运转的枢纽职能。他们管理财政、司法、军事，甚至影响着官员选拔。这种“名实分离”的架构，折射出秦汉王朝“化家为国”的转型轨迹：从封建时代的贵族政治，走向帝制时代的集权官僚体系。但钱穆敏锐地捕捉到，制度文本的模糊性，为权力博弈埋下了伏笔。霍光辅政时期，宰相是否应参与“皇帝家事”的争议，正是制度设计与政治现实冲突的缩影。

唐代三省六部制的演变，则进一步展现了制度自身的生命周期。中书、门下、尚书“三权分立”的精巧构想，本意在于平衡皇权与相权，但在实践中却不断遭遇挑战。玄宗朝设立翰林学士草拟诏书，绕开了中书省的决策权；宋代将宰相的“熟拟”改成“面取进止”，进一步削弱了其话语权。钱穆强调，制度的完善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不断调试、适应的过程。他特别关注到科举制度的兴起与异化。科举本为打破门阀垄断、吸纳社会精英的创举，但在明清时期却逐渐走向僵化。八股取士、重形式轻实务的考试导向，最终培育出脱离现实的官僚群体。

如果说制度是历史的经纬，那么人心则是编织这部长卷的无形之手。钱穆深刻揭示出，制度的运行从来不是机械的，而是受到人的选择、观念、利益驱动的复杂过程。汉代察举制的初衷，是选拔“贤能”之士进入政府，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强调“德行”的标准，但在“乡举里选”的实际操作中，地方豪强的意见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制度设计，无形中制造出新的权力寻租空间。

宋代王安石变法，则将“制度”与“人心”的冲突推向极致。王安石试图通过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政，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但他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遭到激烈反对。钱穆认为，王安石的失败，不仅在于策略失误，更在于他忽视了制度背后的人心向背。制度变革若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共识，即便设计再精巧，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清代的统治更是将制度工具化的倾向发挥到极致，在看似沿袭明制的框架下，注入了“部族政治”的内核。六部尚书可单独向皇帝奏事，表面上扩大了言路，实则制造出官员间的相互监视；看似开放的科举考试中，设置了满汉名额的差异，确保了满族统治集团的优势；八旗驻防制度下，全国被纳入军事控制体系，汉人只能充当军事力量的辅助。而奏折制度的广泛应用，使得皇帝可以绕过正式的行政程序，直接获取信息、下达指令。钱穆对此的评价是，这种“密室政治”看似高效，实则暴露了制度正当性的缺失，最终走向“以人治代替法治”的困局。

综观钱穆对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的分析，他一方面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因时制宜”，与时代需求相适应；另一方面更强调制度背后的文化根基与人心向背。制度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设计，更取决于执行者的德行与能力，取决于整个社会的价值共识。正如他所言，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不能只看典章制度的条文，更要深入到其背后的人事网络与文化脉络之中。只有将制度、人事与文化三者结合起来考察，才能真正把握中国政治史的内在逻辑。